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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难识知己

发布时间:2017-09-28 21:32:59         我与评弹大家蒋月泉先生相识在六十余年前,相知则始于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  1967年下半年,我来沪处理完女儿下乡事,返回苏州前,走在吴江路泰兴路口(当时该处较僻静),听得有人在背后叫了声:“徐同志!”回头一看,正是月泉先生。我见他面容十分憔悴,所以回打招呼后,马上追问一句:“你身体好吗?”他答道:“身体倒还好,就是最近中央有位领导(事后才知此人是江青)点名说我的蒋调是靡靡之音。所以团里准备开展对蒋调的批判,还要我在会上作检查。我对蒋调为什么是靡靡之音还认识不透,所以这篇自我批判稿实在写不出来……”接着他面露企求之色,对我道:“徐同志你笔头了得,阿能帮帮我完成这篇检查稿?”我颇感为难,向他解释:“我虽是蒋调迷,但至今也没有感觉到蒋调中有靡靡之音的成分,所以也实在写不来啊!”他听后颇感失望,不时地摇头叹息。我见之觉得很不忍,便轻声对他说:“你如果单分析自己的蒋调为什么是靡靡之音,从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角度来检查,是既写不深又表达不透的,肯定难以通过。你只有写过去自己听到别人说蒋调是评弹中最受欢迎、流传亦最广的唱腔后,总是自鸣得意,沾沾自喜,现在一经领导与同志们的揭发批判,认识到蒋调确是毒害与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精神鸦片。同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它流传广,也就流毒最深,危害亦最大。自己作为这一流派唱腔的炮制者,也就是人民的大罪人……一顶顶大帽子往头上扣,或可得到领导的认可而顺利过关。”他听后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,频频点头说:“这好写,我就从这角度来检查!”接着他压低嗓门,微笑着对我补上一句:“听说你过去做过律师,难怪动得出脑筋。”我心想自己回苏州后,也将面临好几场批判会,怎样才能过关,心中还没有数呢!对他的夸奖只得报以惨然的苦笑。
  两年后我又遇到了月泉先生,他笑着告诉我,当时他按照我的点子,作了极为“深刻”的检查,总算很快过了关。当时在这种形势下月泉先生能将这样大的事来求助于我,而我亦胆敢帮他出这种点子,说明我俩的友情已升华到相知的阶段。这正应着“患难识知己”之古训。
  “四人帮”粉碎后不久,许多著名老艺人相继在电台、电视台甚至剧场内亮了相,却一直未见月泉先生重新登台的消息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表演一场呢?他说因“文革”期间辍演多年,发音已乏共鸣声,目前正在加强锻炼,并表示待恢复后一定要大唱特唱,再次将正宗的蒋调奉献给喜爱他的听众们。的确,他在这时期练唱的强度很大,不仅在团里练、家里练,有时在星期天上午还拿着三弦到我家,一练就是半天。一日,著名京剧言派老生李家载先生来访,正好遇到月泉先生在我家练唱。待月泉先生练毕回家后,家载兄板着脸对我讲:“这种好事怎么不给我打个招呼,不然我可约一些热爱蒋先生的朋友一起来共饱耳福啊!”我忙制止道:“如果在朋友圈里传开来,我的陋室将被挤塌。你来听我欢迎,但切勿外传!”家载兄会意一笑:“知道了,我不会讲出去的。”此后他便成为来我家听月泉先生练唱的常客。后来我在旧货店淘得一台破旧的盘式录音机,但因当时要凭单位证明才能购得录音空带,所以竟未能将月泉先生的练唱录下来,实是可惜。
  一次,月泉先生看着我那台破旧的录音机问,是否有杨宝森的录音带?我告诉他,漏抄(指“抄家”)的录音带中就有两盘是杨宝森的。他要我马上找出来放给他听。开始是一盘一盘听,后来是一段一段轮番听,最后竟是一句一句反复听,有时还跟着哼唱起来。这种认真劲,我一看便知他正从这久违的杨派唱腔中汲其精粹来丰富自己的艺术。一连几个星期天上午,月泉先生都沉浸在我这两盘杨宝森录音带里。
  月泉先生的高足王柏荫兄之爱婿吴越人世兄,知道太老师酷爱杨派京剧艺术,便通过我约请杨派传人汪正华先生夫妇与月泉先生伉俪,在他开设的“吴越人家”面馆聚晤,共同切磋杨派艺术。席间谈及方言与中州韵发音话题时,我向月泉先生讨教:“昆曲中的‘郡’(Jun)字是发去声,而先生在《战长沙》开篇中的‘抵那长沙郡’的‘郡’是发平声,是否有意偏重吴方言的发音?”月泉先生静思后说道:“承蒙指出,是我唱倒啦!”这一下弄得我颇为不安。席散后月泉先生拉着我的手说:“这‘郡’字平、去声发音极易混淆,我想将‘长沙郡’改成‘长沙城’好吗?”我马上说:“既然原来的录音与其他演员都唱平声,已成规范,不必改了!”月泉先生听后严肃地说:“既然发现了错误,就得改正呀!”但因月泉先生当时年事已高,此后也没有机会再正式录音予以纠正。但通过这事,说明月泉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。他对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,值得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学习。
1985年月泉先生定居香港,每次回沪总要约我相聚详谈。1999年他在香港不慎摔折股骨,翌年回沪入住华东医院疗养,我曾多次前去探望。月泉先生每见到我,都显得异常兴奋。我怕影响他的健康,便“吓”他说:“你这样激动,我下次不敢再来看你啦!”月泉先生笑答曰:“我不是激动,而是高兴,高兴有利身体健康,你应多来看我才对呢!”月泉先生虽在病中还是那么风趣幽默。
  2001年8月下旬,我接到潘闻荫兄电话,得知月泉先生不思饮食,再度入住华东医院。我与闻荫兄约定第二天同去探望,一进病房,觉得月泉先生虽较过去消瘦,但精神还是不错。他对我们又说又笑,问这问那,一点也看不出重病缠身的样子。向他告辞时,他突然伸出双手分别拉着我与闻荫兄的手,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都是古稀之人了,亦应多保重身体呀!”我从未见他有这种依依不舍的表情,一丝不祥的预感闪过我的脑海。
  8月29日,正是我探望月泉先生后的第三天,午睡醒来,一直感到心悸不安。晚饭前突然电话铃声大作,我拿起听筒,传来闻荫兄之哭泣声,并呜咽着告诉我,月泉先生突发脑梗阻,经抢救无效,于当日下午四时半左右离世而去。闻此噩耗,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,泪眼模糊地注视着书桌上那帧月泉先生的演出照,耳边仿佛又响起他那委婉动人的《梅竹》开篇:“……梅探竹,竹爱梅……”
  月泉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十五个年头,但回忆起每次与他的交往,都犹似发生在昨天。藉月泉先生诞辰九十九周年之际,特选此几则片段嘱表弟臧增嘉代为整理成文,以资纪念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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